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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合拍片变多因韩国团队更便宜未来这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

发布时间:2020-02-19 15:37:37 阅读: 来源:绒布厂家

“找韩国人合作拍电影”,这仿佛成为电影行业新人“一战成名”的捷径。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公司开始奔赴韩国找剧本、找导演、找监制、找制作人员......

业内普遍有这样的口碑:韩国制作团队专业、敬业,还比中国团队便宜,并且,韩国剧本优质、成熟。但一种夸张的说法是,中韩合作也可能带来“一个翻译比制作人员还要多的剧组”,而且,中韩电影行业之间不同的规则,也可能引发种种争论。

几天后,中韩合作电影《坏蛋必须死》即将上映。在这部影片中,华谊邀请了冯小刚和姜帝圭作为监制,新人导演孙皓还曾经在《长寿商会》拍摄期间前往姜帝圭的剧组驻组学习;不久前上映的《我是证人》,出品方新线索的老板齐霁,曾供职韩国CJ中国分公司,创业后出品的《我是证人》,是由她从韩国望月人公司购买的《盲证》版权改编而来。

尽管有风险,但韩国的资源,依然让国内电影圈众多新公司、新团队看到了机会。

韩国电影版权,让这家新公司一战成名

“听说聘请韩国制作团队的费用要比国内同等水平的制作团队价格低,是这样吗?”

当小娱把这个问题抛给新线索的老板齐霁时,她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做比较。“我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很多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齐霁的新线索公司,是刚刚下映的电影《我是证人》的第一制片方。这部电影改编自韩国片《盲证》,拿下了2.1亿的票房。

比票房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对于齐霁的重要意义——《我是证人》是她创立新线索公司之后,主投主控的第一部电影,还邀请到了杨幂、鹿晗主演(杨幂的公司嘉行天下获得了40%的投资份额),并且由光线影业负责发行(光线旗下的青春光线也是投资方)。

作为新线索第一部主投主控的电影,《我是证人》获得如此之好的业界资源,与齐霁在韩国方面的背景密切相关。在创立新线索之前,她在CJ中国7年的工作中,操作过《分手合约》等中韩合拍片。

创业之后,她购买了多部韩国电影的改编版权,《盲证》之外,新线索还即将要把韩国电影《捉迷藏》搬上中国大银幕,此外,公司还有一部原创作品,也将邀请韩国团队来承担部分制作。

“有需求才会有合作,这两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太快,但是好的创意不足,韩国其实很多创意对于中国是一些养分和补充,尤其是在商业电影上面,在结构和节奏的把握上会非常成熟。” 齐霁说。

从去年开始,齐霁就在跟《盲证》的版权方商量购买改编权的事情。“去年初跟韩国望月人公司谈这个影片改编的时候,国内市场上的这种悬疑题材基本上没有,当时好莱坞公司也在跟望月人要《盲证》的翻拍权,它们当时首选是好莱坞,但后面的谈判没有成功,然后才决定跟我们合作说做中国版。”

资本全部来自中国,韩国团队占整个剧组1/3

如果说《我是证人》当中的中韩合作,代表着一家新公司快速崛起的方式,那么,《坏蛋必须死》背后的合作则多少有些偶然。

早在2013年,华谊兄弟就曾与韩国公司合拍电影《大明猩》,当时的报道显示,《大明猩》最终拿下了1.1亿的票房,但由于加入了韩方团队,让制片成本增加,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赚钱。

从那以后,华谊兄弟在中韩合拍上的兴趣一直不大,更多是在中方投资的电影当中,起用韩国的演职人员,例如《集结号》就动用了韩国的特效团队,甚至影片中很多道具都是来自韩国的公司。

这次的《坏蛋必须死》,由韩国知名电影人姜帝圭监制,韩国演员孙艺珍出演,并且在韩国拍摄。影片一大特色是将韩国的悬疑类型片与中国的喜剧片融合在一起。

但从资本结构上来看,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片,几个投资方都是中国公司。

提起跟韩国之间的合作,新人导演孙皓向娱乐资本论表示,这要从剧本创作说起。

2012年开始,孙皓与扈晶波开始创作剧本,“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是写的日本北海道,在跟冯小刚导演拍摄《非诚勿扰》的时候,我观察日本工作人员的状态,跟我之前看过的很多日本片真是太相似了,特别有意思。”等到2012年8月写完的时候,正好发生了钓鱼岛事件,出于对现实考虑,10月份,与搭档临时决定改为韩国济州岛的故事。这就决定了要在在韩国拍摄这部电影。

当孙皓把这个剧本拿给冯小刚,冯小刚找到了他十几年的好友姜帝圭,二人共同监制。但是,这部电影完全由中国公司投资,韩方在资本层面并没有任何参与。

在整个剧组中,韩国团队大概占到1/3多一点,不到一半。“美术组整体都是韩国团队,制片组中有2/3以上也是韩国人,因为到济州岛去拍摄还是他们对当地比较熟,比如说外景搭棚、预约景点等,这些韩国人出面会解决很多麻烦。其他的部门比如,导演组、录音组等都是我从中国带过去的团队。”孙皓说。

为了能够了解韩国团队的工作习惯和模式,孙皓还在去年姜帝圭拍摄《长寿商会》的时候在摄制组里待了一个星期。“主要是看看韩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我每天去他的片场,观察他的工作模式还有他怎么跟韩方工作人员沟通。在《坏蛋必须死》的拍摄过程中,姜帝圭导演也会到现场去看样片,他会站在一个纯韩国导演的角度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的更好。”

两个国家的团队共同合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一些业内人士私下吐槽,在一些韩国团队多的剧组,有时候翻译的人数就要占到快一半,两国团队的沟通是最大的问题。语言不通之外,韩国人有时还比较“轴”。

孙皓告诉娱乐资本论:“韩国人比较认真,认真分两方面说,机位架起来之后,韩国工作人员会把我的镜头这些东西规制的特别好,在我焦点之内的要仔细规制,但是在我焦点之外的一些虚景整理个大概就可以了,这样给我节省拍摄时间,但是他们只要你机器架好了之后,他们就会弄的特别利落。认真有时候过了头,我们就叫轴,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已经很好了,不用弄了,但是也加上语言听不太懂,有时候就跟他们着急上火。”

韩剧内容改编,符合中国情感价值观是关键

跟这些拍摄中的细节相比,内容方向上的把握或许更加重要。

齐霁表示,之所以选择《盲证》进行改编,就有内容上的考量。韩国大部分悬疑片是比较阴暗,但《盲证》是少有的韩国悬疑片中比较阳光的,改编量上会比较少。

在操作上,与此前《分手合约》在剧本上进行了大幅改动不同,《我是证人》不仅保留了原版80%的内容,还邀请到《盲证》的导演安尚勋担任导演。

“韩国人的情感价值观和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还是有区别的。韩国人比中国人更传统,情感价值观更偏男性,其实都市爱情更需要接地气的题材。除非你要做一个不接地气,完全都市童话的电影,没有现实背景。否则还是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一些不统一的地方。”齐霁说。

中韩合拍是中国电影成长的过渡期,以后它“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

事实上,从票房和口碑上来看,韩国电影在国内一直不温不火。但是,自从去年中韩签订合拍协议以来,由于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韩国,这也吸引着众多韩国电影项目前来中国合作。

在韩国,导演和编剧又被称为“世界杯导演”或者是“奥运会导演”。意思是说,由于韩国电影市场小,可拍摄的题材少,一个剧本从打磨到投资方认可,差不多4年才有一次拍电影的机会。一方面,市场小导致了电影制作人才市场容易饱和,竞争也很激烈。

“韩国的技术人员和演员等更新换代很快,比如摄影、服装、灯光、道具师等人员,一般到40-50岁的时候就没活干了,但他们之前基本都受过高素质和强度的训练。这正是国内导演所缺乏的。中国电影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是有大缺口的,中国就成为消化这些换代人员的大市场。”一位中韩合拍片的制片人表示。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电影观影人数有限,一般以150万到300万之间的中小成本影片为主。而中国恰恰相反,现在越来越追求大制作,一般电影的制作成本都是2000万到3000万起跳。充足的制作资金对韩国电影人充满诱惑。

其实,现在的中国跟1997年至2000年的韩国很相似,一批新的导演正在崛起。 当时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导演系大部分都是韩国人,而现在,这部分人构成了 韩国导演和电影人的基础。如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也有一批年轻人在国外进修。

“我们也不想一直用韩国导演和编剧,主要是中国在这方面素养以及态度各个方面都还有欠缺,我们也是承担一定的风险和高额翻译费用等成本,想让他们带一带我们自己的新人。另一方面,相比国内同水平的导演和制作团队,韩国制作团队的费用确实会低一些。在中国制作费用1亿的影片,可能在韩国3000万就搞定了。”上述制片人表示。

这样看来,中韩合拍也是一定时间内的存在,等国内新一代导演成长起来(可能也就是3-5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中韩联合拍摄的影片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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